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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应新常态中加快发展动力转换

发布时间:2021-01-25 14:25:00 阅读: 来源:理发器厂家

在适应新常态中加快发展动力转换

动力转换与速度换挡、结构转型构成经济新常态的三大主要特点,其中动力转换是重中之重,决定着速度换挡和结构转型的进程及质量。动力转换的要义是聚合多元驱动的新动力,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如果说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效率就是不可或缺的燃料系,把三者的功能和作用聚合起来,就能形成一个强劲的动力系统。  全速发动创新新引擎

湖北已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适应经济新常态,保持中高速增长,推进中高端发展,就要让创新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  创新既是发展理论,也是发展战略。从理论来源看,最早把创新运用到经济学领域并创立创新经济学的,是20世纪初时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他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因而把创新置于其理论体系的中心位置,对创新主体、创新途径、实现创新的社会经济条件进行了详尽分析,形成了较完整的创新理论体系。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形成,是经济学领域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亚于“凯恩斯革命”。早在20世纪末就有经济大师预测,20世纪是“凯恩斯时代”,21世纪是“熊彼特时代”。从发展战略看,我国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制定建设创新型国家总体目标,到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都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进行战略部署。今年以来,创新驱动更成为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会议和G20峰会上、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都多次阐述创新驱动问题,特别是把创新驱动与经济新常态联系起来,释放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强烈信号。  创新既是革命性突破,也是“创造性破坏”。所谓革命性突破,就是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革命、技术革命、能源革命、消费革命。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表明,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催生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变革,都会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新的更高的台阶。所谓“创造性破坏”,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核心内容。熊彼特将创新的内涵概括为5种情形,即产品创新、工艺或生产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创新、组织管理创新。他在阐释创新内涵的基础上,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要“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创造新的经济结构,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创造性破坏”理论告诉人们,创新领域无所不在,创新时机无时不有。  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创新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本世纪初实施科教兴鄂战略,到2006年作出建设创新湖北决定,从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湖北的突出优势在科技、崛起希望在创新,到省第十次党代会把“创新湖北”作为建设“五个湖北”的总体布局进行部署,创新一直是湖北发展的主旋律。在经济步入新常态后,湖北在实施创新驱动中需要而且能够有更大的作为。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时提出,“要研究在一些省区市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点,形成几个具有创新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区域性创新平台。”湖北正在积极争取纳入这一试验范围。  精准启动改革点火器  改革与创新如影相随,密不可分。“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概括。要把创新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就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深化改革,精准启动改革点火器。  围绕激发市场活力深化改革。发展的潜力蕴藏在市场的活力之中,改革就是最大限度地释放市场活力,特别是企业和企业家的活力。要以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三个清单制度为抓手,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有发展空间,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  围绕拓宽创新道路深化改革。破除制约科技创新思想障碍和体制藩篱的唯一途径在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通过改革形成推进科学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克服科技创新活动中存在的分散封闭、交叉重复现象。通过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克服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通过改革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创新链与资金链的良性互动,解决科技与金融结合不紧的问题。通过改革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解决创新主体动力不足、活力不强问题。通过改革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激情,形成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潮。  围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改革。改革带动开放,开放促进改革,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需要改革的推动和配合。建立上海自由贸易区就是把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结合起来的有益尝试,其探索的近50项成果正在加速复制并在全国或部分地区推广,近期又决定在广东、天津、福建设立三个自由贸易园区。湖北提早谋划,学习借鉴上海自贸区的做法,在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等5个区域进行负面清单试点,取得积极成果,应巩固提升,争取更好的结果。  围绕推动可持续发展深化改革。实现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深化改革中加快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以试点示范探索改革路径,积累经验后加以推广,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效办法。2008年—2013年,湖北承担和启动省级以上各类改革试点示范事项共107项,对全省改革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湖北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统部署,新的改革试点加速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指出,“进行改革试点,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改革试点的实施条件差异较大,要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探索。”湖北正按此要求,进一步部署和推动做好改革试点工作。  稳健操控效率燃料系  按照世界经济论坛对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在要素驱动、创新驱动两个阶段中间有一个效率驱动阶段,即增长动力先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再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可见效率驱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时指出,“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可见提高劳动生产率事关国家发展命运。  实现效率驱动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扣除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贡献,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和,主要由资源配置效率和微观生产效率两部分组成。一个经济体发达与否,表面上体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高低,深层次的原因则主要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在70%-80%,而我国仅为30%略多。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状况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其中不乏质疑之声。国外的质疑最典型的有两次:一次是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亚洲(包括中国)取得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与之相当的卓越的生产率增长。另一次是今年美国两大机构的研究报告认为,生产率下降拖累中国经济增长,使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国内学者也认为自200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幅变慢,经济增长的效率驱动不足。质疑不可惧,但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作用则应引起高度重视。  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途径有三:一是优化产业之间的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国传统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和其他要素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在“人口红利”逐步减少的情况下,这种资源配置效率的比重将降低,但仍有潜力可挖。二是优化产业内部的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主要体现为增加生产率高的企业并促使其规模扩大,减少生产率低的企业并促使缺乏效率的企业消亡。三是产业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可以继续获得新的资源配置效率。我国实行市场化取向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将极大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以改进微观生产效率推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途径也有三:一是加快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能显著改进企业微观生产效率。二是推进管理创新。管理创新是改进企业微观效率的潜力所在。三是促进要素提升。推进信息化与产业化融合,提升人力资本等都是要素提升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改进企业微观效率。  制度变革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对正在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来说,意义更为重大。  完善全要素生产率的统计核算,对更好发挥效率驱动作用至关重要。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曾建议中国以全要素生产率的考核评价代替GDP的考核评价,其建议值得重视。新加坡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的目标,其做法值得借鉴。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其深刻含义就是要加快发展动力转换。紧密结合湖北实际,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主动适应新常态中加快发展动力转换,就能不断实现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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